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5期）成功举办，聚焦研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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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5期）成功举办。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杨瑞龙、毛振华、汤敏、张明、陈彦斌、伍戈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教授深度阐述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的缘起和主要内容。

陈彦斌教授主要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演讲。

一、引言

二、“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

三、主流宏观政策理论难以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

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与理论内核

五、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政策操作体系

六、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对中国问题的应用

七、结语

一、引言

本次CMF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的主题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三策”是指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策合一”不是简单地将这三项政策摆在一起，而是要建立一个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项可模型化的，政策可应用的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包括两点：一是要依据中国过去宝贵的实践，提炼出独创性的经济学理论；二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一年前总书记在人民大学视察时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建立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1、关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理论、数据和评价

2021年，我们提出了“潜在增速缺口”的概念作为理论基础；2022年，我们在《经济研究》第11期发表了“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一个理论能否被信服，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解释力，而解释力的重要基础就是要有数据做支撑。大萧条之后，凯恩斯提出了《通论》，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假说。只有在建立起GDP核算体系之后，它才真正成为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近年来，我们团队也在构建“三策合一”指数，把理论指数化，为理论的完善和政策的评价做支撑。此外，2016年以来，我们团队一直在撰写《宏观政策评价报告》，对现实政策做出评价，但这种评价的基础是西方的理论和框架。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理论是国际通用、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若照搬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评价，评价的依据和理论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因此，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产生基于中国实践的政策理论，加上相关数据和评价报告，形成一个循环的小生态。

我们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的现实起源是：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结构失衡下的衰退”。这种现象具有长期性，不是凯恩斯理论所能够描述和解释的，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2、“三策合一”的提出背景

近百年来，宏观政策理论经历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几次里程碑式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内核的主流宏观政策理论。然而，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无法很好地应对和解释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下行压力。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反思主流宏观政策理论，以美日欧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包括探索使用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新型货币政策、更加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加重视金融稳定并且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实现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纳入稳定政策框架中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问题，不足以扭转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面临的困局。究其根源，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是“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突出表现为负向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持续存在、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结构性失衡严重这三个维度的问题。

最初，凯恩斯理论是不能解释萧条的。它认为增长是由供给面、长期面决定的，而长期面中，资本、劳动、技术不可能大幅度倒退，因此无法解释大萧条。后来，凯恩斯提出总需求不足，很好地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从而能够解释和应对大萧条。

当前，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维持着9%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是一项伟大成就。然而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超过14%快速下降至5%。根据传统理论，潜在增速是不可能这么快下滑的。对此，我们将其放在“三策合一”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践，已经孕育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思想萌芽。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实践两者需要相互配套，没有实践支撑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提出新的理论后，一定要关注它是否具有实践基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与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明显不同，除了稳定政策，还含有五年规划等长期增长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等结构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既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又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虽然中国宏观政策实践已经孕育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思想萌芽，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其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而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事实上是“多策”而不只是“三策”，究竟如何“合一”还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

在此背景下，我们尝试打破主流宏观政策理论固有的缺陷，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论框架，以更好地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

二、“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

1、“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的核心特征

“结构失衡下的衰退”与传统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传统衰退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短期为负，并且在稳定政策作用下会显著改善。而“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的产出和通胀缺口持续为负，并且稳定政策效果很有限。可以看到，尽管我国M2增速很高，但产出缺口连续好几年为负，这表明总需求不足。近年来，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产出缺口长期为负，是因为货币政策力度不够，还需要大水漫灌，这是很旧的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大水漫灌，传统理论不能解释当前宏观经济的困局，这是目前宏观经济理论的不足。

第二点不同在于，传统衰退的潜在增速稳定，也正因如此，凯恩斯理论才能起到效果。但“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的潜在增速处于趋势性下滑。

此外，从经济结构来看，传统衰退一般不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结构失衡下的衰退”下经济结构失衡明显，并且存在结构黏性。结构黏性与凯恩斯理论中的价格黏性或者工资刚性相对应，是指各种结构出现嵌套，也就是所谓的低水平循环。

2、“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现象的形成机理

与传统衰退相比，“结构失衡下的衰退”不仅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与内涵，而且具有明显不同的形成机理：1）结构性失衡导致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本身效率在下降，从而使得负向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难以显著改善；2）结构性失衡导致潜在增速偏离合理水平，呈现趋势性放缓态势，并且出现负向潜在增速缺口。一个重要观点是，潜在增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传统理论则认为潜在增速是一个国家资源得到最佳配置的最大增速。传统理论忽视了结构性失衡，在结构性失衡的黏性和固化之下，潜在增速偏离了应有的合理水平，从而出现了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3）结构性失衡下负向产出缺口与负向潜在增速缺口之间会发生螺旋循环，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三、主流宏观政策理论难以应对“结构性失衡下的衰退”

1、主流宏观政策理论的核心是使用短期稳定政策应对传统衰退，缺少对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使用

受长期与短期二分法的影响，主流宏观政策理论聚焦使用短期稳定政策应对以短期经济波动为核心的传统衰退，对长期增长问题和增长政策的关注较少。长期增长政策与短期稳定政策在理论分析框架上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并且贯穿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之中。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和增长政策的分析，主流宏观理论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体系之上。决策部门根据相关理论研究所发现的影响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定长期增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短期经济波动和稳定政策的分析，主流宏观理论建立在新凯恩斯体系之上。主流宏观政策理论也较少关注经济结构问题，因此很少涉及结构政策的应用，这就导致了失衡和结构黏性的问题无法破解。

2、由于主流宏观政策理论缺少对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运用，导致其难以应对潜在增速持续性放缓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就难以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

主要有三方面具体表现。第一，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框架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短期稳定目标，但是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运行，因此难以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所面临的潜在增速持续下滑问题。第二，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框架过度依赖稳定政策对总量的调控，忽视了对经济结构的关注与调节，这不仅无法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所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而且导致结构失衡问题不断固化。第三，由于缺乏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定政策的效率也在不断下降，导致主流宏观政策理论在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时更加无计可施。

3、前沿理论研究和最新政策实践并未与稳定政策形成合力，无法有效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

在过去三十年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空心化以及金融部门过度膨胀等经济结构问题在欧美国家不断加剧，经济学家们也因此而注重探索经济结构与短期稳定政策的关系。含有微观个体异质性的新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HANK模型）成为这方面研究的突破口。但是整个宏观经济理论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三大类宏观政策相互分离的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框架导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实践层面过于注重短期经济稳定，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导致其难以应对“结构失衡下的衰退”。

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与理论内核

1、三大类宏观政策的内涵与重要性

小口径的宏观政策，即以货币政策为主的稳定政策过窄，遗漏了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两大类宏观政策；而广义宏观政策的口径则过大，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社会安全治理政策都纳入其中，而它们并非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宏观政策的界定上，建议采取中等口径宏观政策的定义，即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三大类的宏观政策。这样既能覆盖到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口径又不会过大，使我们能够把理论模型化。

1）稳定政策的调控目标与调控工具

稳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应对短期冲击，从而实现短期经济稳定，包括产出稳定、通胀稳定和金融稳定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2）增长政策的调控目标与调控工具

增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实现长期增长。增长政策主要包括四类：促进资本积累和劳动数量积累等要素积累的政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科技与经济政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体制机制改革政策。

3）结构政策的调控目标与调控工具

结构政策不是结构性改革。党和国家在10年前就开始呼吁调整收入、债务、需求、供给和增长模式的结构。结构政策的目标是打破结构黏性和各类失衡结构之间的嵌套循环，从而避免结构失衡的不利后果，并力图实现最优经济结构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针对各类经济结构失衡，可以给出相应的结构政策工具箱。例如，面对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通过以按要素分配为核心的初次分配政策以及以转移支付为抓手的再分配政策等结构政策，可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再如，面对总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可以采取补贴或税收等结构政策，鼓励实体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并防止产能过剩产业和虚拟经济的无序发展，从而优化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

如果政策制定不清楚以上三种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会导致每种政策出台的时机不一致，出现时机错配。因此，需要明确这三种政策的逻辑框架，这样才能为推进三大政策的协调和统一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2、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基础

从理论上来看，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稳定政策会对长期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增长政策的效率，而增长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稳定政策的效率。

稳定政策与结构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稳定政策的实施会改变经济结构进而影响结构政策。我国长期以来将投资、资本积累作为稳增长的定海神针，这种政策会固化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让人们以为消费不足是中国的特色，甚至是未来需要长期坚持的特色。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消费不足是很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表现。经济结构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稳定政策的效率。政策效率不高有时是因为消费占比太低的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使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注入的资金无法流向实体经济，加上国际环境不是太理想，双循环的两个引擎都动力不足。

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也不是相互独立的，经济结构会影响潜在增速和长期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增长政策的效率，增长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结构和结构政策的效果。

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存在的上述密切联系，为构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已经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进行了有益探索，从而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提供了实践基础。正如罗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实践支撑一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具备“三策合一”的要素，只是从前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基础。从结果来看，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使得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更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和反危机能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的国家；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3、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理论内核

上图中，有ab、ac、ae、ad四条线。ac是指目前所能看到的潜在增速，ab是围绕潜在增速上下波动的实际增长。以往的宏观政策调控框架是使用稳定政策，使得经济波动尽可能向ac的潜在增速靠近。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我们称之为框架①。框架②是一种虚拟的，有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理论。如果能使用增长政策，实现完美的短中期协调，就能让潜在增速达到在给定结构之下的最高水平，从ac上调到ad。框架③是在框架②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结构政策，将经济结构向最优状态调整，从而将曲线ad调整至曲线ae，这既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效率从而消除短期产出缺口，也有助于帮助增长政策消除长期潜在增速缺口，通过消除短期产出缺口和长期潜在增速缺口，促使实际经济增速、长期潜在增速和最优经济结构下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趋于一致。

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基尼系数达到0.4，债务结构达到更合理的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潜在增速一定会比现在更高，或许就能够更好地实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下，决策部门同时使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宏观政策，即框架③所代表的新调控框架，此时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与长期持续平稳运行：稳定政策通过对经济进行短期逆周期调节来推动实际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速靠近（使曲线ab与ac尽量重合），以平抑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的产出缺口；增长政策通过更好地促进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在长期中实现给定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合理增速（将曲线ac提升至曲线ad）；结构政策旨在应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将经济结构调整至最优状态，进而有助于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推动实际增速到潜在增速合理水平（将曲线ad调整至曲线ae）。

当前，我们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协调这三类框架。通过“三策合一”，能够同时完成多个重要目标，实现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表进一步展示了本文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与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框架在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可知，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

五、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政策操作体系

1、将宏观政策目标体系重构为稳定、增长和结构三大类目标体系

现实中，宏观政策的目标很多，包括稳增长、防风险、去杠杆、稳杠杆、惠民生、稳就业，六保六稳等等。我们将其简化为稳定、增长和结构三大类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需要区别于国家治理目标。国家治理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因此治理目标非常广泛，包含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稳定、环境治理、安全保障等多个维度。但是，宏观政策目标并不是越多越好，精简目标有利于提高政策效率和加强预期管理。

2、加强三大类宏观政策的长短期配合

这种配合使得短期稳定政策为长期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实施营造平稳环境，长期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为短期稳定政策的实施消除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从而提高稳定政策的效率。在有了新的理论体系之后，对于如何做好三大类宏观政策长短期配合的理解也一定会更为深刻。

3、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

要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打造“政策协调——政策制定——政策评价”三位一体的协调机制，确保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落实到位。

也许有人会担忧，加强三大类宏观政策协调将提高协调成本和经济运行成本。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协调成本有可能会上升，但是未必上升很多。另一方面，加强三大类宏观政策的协调与统筹实施之后，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长期总量会更大，经济结构也会更好，经济收益随之大幅增加。因此，综合考虑加大三大类宏观政策的协调成本与收益之后，加大三大类宏观政策协调的利大于弊、收益大于成本，是有必要实施的。

此外，还需要厘清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与改革的关系。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与改革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但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改革能够消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阻碍，从而帮助宏观政策尤其是结构政策顺利落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又能够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助力改革不断深入。

六、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对中国问题的应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表现出了“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的三大典型特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基本保持温和的负向状态；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特征明显；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供给结构失衡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导致潜在增速缺口在多数时期为负。然而按照我们的理论，目前的潜在增速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天花板，只要我们能够将结构调整到合理水平，经济增速甚至可以达到更高水平。我认为，需要连续5年维持每年0.3%-0.5%的产出缺口，回补过去的负产出缺口，并且使得正的产出缺口带动潜在增速合理上升，打破目前增速不断下降、结构不断恶化的困境。

七、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经济学理论建设中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研究成果，解决了一些困扰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还不够，学术理论发展还相对不足，还没有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对几十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以及已经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提炼中国的特有范畴，形成独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就是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提炼出的一般性理论，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结合”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践行，有助于打破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框架的局限性，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第一单元对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的介绍，各位专家围绕“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发展及其局限、现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与结构的协调”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陈彦斌教授关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的研究探讨具有较好的框架和数据支撑，理论结合经济实践，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毛振华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走出了跟西方不一样的轨迹，其背后有经济政策的作用。在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时，要明确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三大重要理论，即宏观理论、国有结构和国际经济大循环。

稳增长和防风险是双底线，目前我们应当以防风险为主，兼顾增长。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在不同的时间，要将政策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匹配起来。例如，2008年以来，我国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依靠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扩张，快速实施量化宽松。这在社会整体负债率较低、基建缺口较大的情况下效率很高。然而，在当前基建力度和债务基础都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依然进行大水漫灌，效果会大打折扣。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有规范的范式，在创造新的理论前首先需要有全面的、详细的、深入的、艰苦的文献积累，陈彦斌教授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在这个方向上作出了初步探索。伍戈指出，全球的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增速的下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失衡的调整。政策的核心是如何把握政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调整结构前，首先要认清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然后考虑时机问题，最后处理总需求和政策之间关系。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理论，而是要落地于实践。现阶段，我们要稳信心，稳预期，调结构，这都需要围绕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政策重塑的落脚点应该是人，包括政策制定者的技术化和专业化。此外，尽管政策评估的实现有一定难度，但它依然非常重要。

国务院参事汤敏指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结构性衰退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2）将结构性政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3）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需要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

经济分析最难的地方在于结构，因为结构问题更多是中长期的，并且模型化和数量化的难度很大。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然后是金融和实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是要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体系，二是金融要更好地支持创新，三是要解决价格扭曲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有很强的原创性，把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合一考虑，是关于中国目前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视角。要将财政政策与结构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结构政策与改革的关系梳理清楚，才能为“三策合一”框架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三策合一”增加了协调的机制，但具体的决策还需要落实到各个部门执行，因此该框架未必能够简化决策程序。

从报告中获得的启发：1）潜在增速的确是在变化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的结构改革空间的国家而言，不能将经济增速目标值定得过低，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提振潜在增速；2）要注重国际大趋势的变化和国内潜在增速的关系，外部环境的大幅恶化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潜在增速；3）供给侧的政策必须要和需求侧的政策搭配起来；4）要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认为，陈彦斌教授提出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提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见解，提出了“结构性失衡下衰退”新现象、结构黏性、潜在产出缺口等重要概念，从而通过稳定、增长政策辅以结构政策以实现最优增长。杨瑞龙指出，结构政策优化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市场发育不完全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具有充分的调节能力。在后发国家的增长过程中，一个或者若干个产业部门起到了关键作用。

产业政策失灵的背后，是对结构的过度干预，导致出现了结构性扭曲。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使用产业政策。既要相信市场不是万能的，也要相信政府更不是万能的。此外，由于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微观问题，在将其纳入宏观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中国恰恰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通过实践提炼出自主的经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