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历史爱好者都知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下令，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仅在上海一地，就杀了至少三百多人，事件蔓延到其他城市，全国多地也开始纷纷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顿时全国各地血雨腥风，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件”，也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可是，“四一二事件”为什么最初是发生在上海？为什么不是首先发生在广州或者南京？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动手？今天，老冯客观中立，一文为你解释清楚。

事实1：在公路运输极度落后的旧中国，水路运输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在旧社会，走陆路运货走100公里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比走1000公里水路的成本还要高，所以在旧时代，运货但凡是能走水路的，一律不走陆路，所以在旧社会，水路非常重要，旧中国的货运物流，水运占了大头。

事实2：而在当时，中国最发达、最便捷、最重要的水路系统，就是“长江水系”，而长江水系的出海口，就是上海，换句话说，在旧中国，谁控制了上海，谁就控制了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物流交通枢纽，谁就间接控制了“长江经济带”。

事实3：在民国时代，上海是一个畸形发达的贸易中心，当时全中国竟然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外贸集中在上海，不但如此，全中国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是集中在上海，你可想而知，当时的上海，是怎样的一个经济中心，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谁控制了上海，谁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事实4：因为当时全中国三分之二的外贸集中在上海，那么粗略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夺取上海，在上海一地，就可以收取全中国三分之二的关税，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当年要赶在共产党人控制上海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先把上海夺下来，并且为此，不惜大开杀戒，上海就是民国的“钱袋子”，夺取上海，就夺取了钱袋子，有了钱，才能有一切。

事实5：我们都知道，国货出口，是没有关税一说的，但是，洋货进口，则是要收关税的，所以呢，国民党夺取了上海之后，就可以收取关税了，大家要知道，海关收取关税这个事，来钱是最容易的，来钱也是最快的，所以，夺取了上海之后，久而久之，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状况，那就是：高度依赖上海的关税，依赖度有多高呢？举例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税收的51%，是来自于进口洋货的关税，其中又是以上海交上来的关税，占了绝对大头。

事实6：在后来的“黄金十年”（1927-1937）当中，关税占国民政府税收的比例，仍然是畸形的高，我们来看一份严肃史料：《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这份史料收录了1933年至1936年这4年间，国民政府的税收统计，其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关税，4年总数额是13亿9690万元，占同期国民政府全部税收的52%，形象地说，国民政府的钱一半以上，是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商、洋买办，是他们养活了国民政府。

事实7：那么，“高度依赖上海关税”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洋货进口越多，国民政府的钱包就越鼓。可是我们都知道，洋货进口越多，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城乡民族工农业所面临的竞争就越残酷，国内的产业就越萧条，破产者就越多，国内的工作机会流失也就越多，说穿了：百姓就越穷。但是，人都是有路径依赖心理的，洋人上缴的关税，已经成了国民政府的鸦片，越抽越上瘾，越上瘾越抽，时间久了，国民政府和洋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事实8：我们假设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痛下决心，设定一个80%甚至以上的严苛关税率，把洋货挡在国门之外，让国内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机会，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国内民族工商业还没那么快发展起来呢，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立马就没有了，财政收入暴减一半以上，那么，国民政府就会立马陷入财政危机，一旦陷入财政危机，国民政府就无法应付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实在无法戒除关税这个“鸦片”、痛下决心发展民族工业，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无论它愿不愿意，它的屁股必然悄悄坐歪。

事实9：国民党屁股悄悄“坐歪”之后，它就会很自然地希望：进口洋货越多越好，因为进口洋货越多，国民政府就越有钱，但是，进口洋货越多，意味着国民生计越困难，但是，国民政府对这一点，已经提不起关心的兴趣，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它，于是，发生了一件很荒诞的事，那就是：国民党在南京建政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步一步地，背离了它革命的初心，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站到了中国人利益的对立面，然而更有趣的是：国民党对于这一切，全然不知。

事实10：于是出现了一件怪事：民国国内民族制造业的增长，实际上和国民政府的利益出现了矛盾，于是，国民政府那帮政治人物，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嘴里喊着“为民众谋利益”，但是却无法真正下决心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因为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口货就减少，进口货减少，国民政府的收入就减少，于是乎，国民政府不自觉地，演化成了一个为洋商服务、为买办服务的政府，所以当时被称作“买办政府”，就是这个缘故。国民政府实在无法壮士断臂、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民族工业。

事实11：正因为国民政府是一个依靠关税为生的政府，所以民族产业的发展，恰恰（至少在短期）会损害国民政府的利益，所以，国民政府出于自私本能，缺乏发展民族工业的足够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黄金十年”期间，民国的钢产量，始终没有突破几万吨的水平，而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的钢产量是每年580万吨，而同期民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揍起民国来，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事实12：国民政府的买办本性，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仍然没有改变，1946年，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全面开放，中国不得对美国商品施加任何关税。这个条约对于中国尚在襁褓状态的民族工业发展，无疑又是一记重拳、一副枷锁。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国民政府为什么在1946年会和美国签署如此糊涂混蛋的条约呢？答案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当时极度渴望美国的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

事实13:在1933年至1936年这4年间，民国的农业税（田赋），只占全国总税收的12%，然而问题是：在民国时期，农业税是“地方税”，什么叫“地方税”呢？简单地讲，当时的农业税，是归地方政府征收、归地方政府使用的，是不需要上交南京中央的，换句话说，在民国时期，农民的利益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是没有交集的。

事实14:在一些被军阀实际控制的省份，农民的利益和国民政府的利益不但没有交集，而且恰恰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让军阀省份的农村富起来，田赋（农业税）就变多，农业税越多，地方军阀实力就越强，他们和南京中央叫板的底气就越足。举个例子说，蒋介石不会关心1935年一个湖南贫农的贫困问题，因为这个贫农归湖南军阀何键管，虽然号称归顺国民政府，但何键不是蒋介石的人，即使帮助湖南农民脱贫变富，农业税是“地方税”，收上来，也是交给何键，不是交给蒋介石，而何键是地方军阀，他有钱了反而对国民政府有害。

事实15: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实在无法关心农民，因为彼此的利益没有交集，而且往往有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南京建政之后，背离了孙中山制定的“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长期忽视农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地贫农跟着红军走，最终推翻了国民政府。历史其实是唯物的，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可以解释的。